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导致秦帝国灭亡的最大祸首是谁?
[发布时间:2017-12-11 15:46   点击数: ]

秦帝国突然灭亡,有两个最为重大的原因:其一,是突发政变所导致的中央政权突然变形;其二,是战国传统所形成的巨大社会惯性,导致整个社会迅速地全面动荡。

公元前207年秦亡。秦帝国的骤然灭亡,是中国文明史上最大的黑洞。

秦以排山倒海之势一统天下,以变法图强之志大规模重建华夏文明;使当时的中国,一举整合了春秋战国500余年剧烈大争所酝酿出的全部文明成果,以最大的规模,以最快的速度,巍巍然创建了人类在铁器时代最为伟大的国家形式,最为进步的社会文明。依照历史的法则,具有伟大创造力的权力主体,其权力生命至少应当延续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。然则,秦帝国却只有效存在了12年(其后三年为崩溃期)。随着始皇帝的骤然撒手而去,建成这一伟大文明体系的权力主体,也轰然溃灭了。

秦帝国突然灭亡的原因,始终是中国历史的一个巨大谜团。

揭示这个谜团,对于全面认知中国原生文明具有基础性的意义。

两千余年来对秦亡原因的探究,一直与对秦政的总体评判紧密联系在一起,与“暴秦”说互为论证,形成了一个主流定式:暴政亡秦。但是,大量的历史事实已经呈现出一个基本结论:秦政是一个伟大的文明体系,秦政并无暴虐特质。以中国历史作纵向对比,从项羽复辟集团毁灭帝国文明的暴政暴行开始,秦之后的大暴政导致的大劫难屡屡发生。与其相比,秦政文明水准远远高于其上。这一文明水准,主要指两个基本特征:

一则是大规模的文明创新性,二则是大规模的建设性。这两个基本点,其后中国历史上的任何时代都无可比拟。

是故,秦政绝不是中国历史上的暴政时期。

以人类文明史作横向对比,秦政则是同时代人类文明的最高水准。大体同时代的西方罗马帝国的残酷暴烈,与秦帝国的法治文明根本不可同日而语。举凡人类在自然经济时代的野蛮标志,都是西方罗马帝国及中世纪的专属物:斗兽场、奴隶角斗士、初夜权、奴隶买卖制、领主私刑制、贞操带、以掠夺为实质的宗教战争等等等等,其触目惊心,其阴暗恐怖,尽出西方落后文明也。这是历史的事实,不能因为西方社会今日的相对文明发达而否定其历史的野蛮性。客观地说,相比于西方罗马帝国,秦帝国的文明水准至少超过其半个时代,或者说高出其半个社会形态。

唯其如此,指控秦帝国“暴政”,并极其武断地以此作为秦亡基本原因,既缺乏基本的历史事实依据,又与高端文明时代的审视理念显然不合,是有失公正的。

要探究秦亡奥秘,首先得明确两则根基。

其一,将作为文明体系的帝国创造物--秦政体系,与作为权力主体的秦帝国区别开来,建立一种明确的认知:权力主体之与其文明创造物,是两个具有不同运行逻辑的各自独立的主体。两者之间有联系,但并无必然的兴亡因果关系。秦帝国的速亡结局,并不必然证明其文明体系(秦政)的暴虐。秦二世赵高政权的暴虐杀戮,只是帝国权力主体在历史延续中的变形,而不是作为帝国创造物的秦政的必然延伸。

其二,探究秦帝国灭亡奥秘,必须从高端文明时代应当具有的历史高度,透视解析那个特定时代的广阔的社会历史联结,寻觅导致其速亡的直接原因,以及更为深广的社会因素。任何简单化的方式,都只能重新陷入历史的烟雾之中。

综合当代所能见到的全部基本资料,我们可以认定:秦帝国突然灭亡,有两个最为重大的原因:其一,是突发政变所导致的中央政权突然变形;其二,是战国传统所形成的巨大社会惯性,导致整个社会迅速地全面动荡。突发政变是直接原因,战国惯性则是基础原因。这两个原因所涉及的历史事实,大体都是清楚的。尤其是突发政变,更是人人皆知的历史事实。战国传统所形成的社会惯性,却历来为史家与社会所忽视,然也是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。是故,我们的探究重点不在新史料,而在新认知--高端文明时代所应当具有的历史透析能力。

其一,突发恶性政变,导致中央政权结构全面内毁。

秦帝国在权力交接的转折时期,突然遭遇恶性政变,历史异数也。

异数者,匪夷所思之偶然性与突发性也。对于秦始皇之后的权力交接,历代史家与社会意识都有这样一个基本评判:若由长公子扶苏继位,秦帝国的历史命运必然大不相同。其时,扶苏的品性与才具已经得到了天下公认,“刚毅武勇,信人奋士”,已经具有了很高的社会声望,连底层平民陈胜吴广等尚且知之,朝廷郡县的大臣吏员更不用说了。当时的始皇帝与天下臣民,事实上已经将扶苏作为储君对待了。当此之时,历史却突兀地呈现出一幅最荒诞的画面:始皇帝突然死于大巡狩途中,最不成器的少皇子胡亥,突兀成了秦帝国的二世皇帝!